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习俗。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制香桥。所谓香桥，是用各种粗长的裹头香（以纸包着的线香）搭成的长四五米、宽约半米的桥梁，装上栏杆，于栏杆上扎上五色线制成的花装饰。入夜，人们祭祀双星、乞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地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衍化而来的。

投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盛行的七夕节俗。所谓投针验巧，即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鸳鸯水”，即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但常常把河水、井水混在一起倒入面盆就算成了，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即七月初七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即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直隶志书》也说，良乡县（今北京西南）“七月七日，妇女乞巧，投针于水，借日影以验工拙，至夜仍乞巧于织女”。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引《宛署杂记》说：“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租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古代，“七夕”节还有晒书、晒衣的习俗，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人们选择七夕晒书据说是因为七月七日，天门洞开，阳光强烈，是龙王爷“晒鳞日”，人们多在此日暴晒衣服、棉被之类，以防虫蛀，读书人也往往在这一天曝晒书籍。

汉后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使节俗融合传播，主要的传统节日都已经普及全国。东汉崔实《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从现有的史料看，晒书被官方重视的时代始于宋代。虽然“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但是隋唐官方的晒书之举却少见于史料。宋代的晒书会则引人注目。有关宋代晒书会的情况，宋人的笔记中已有记载，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说：“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另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骥《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逸名《南宋馆阁续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有“晒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宋代曝书会一般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由临安府具体承办。时间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从相关史料南宋多于北宋的事实来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潮气很重，晒书在当地历来是一种习惯性的活动，官方亦然。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样有晒书之事。明代时官方藏书的管理松弛致使“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官方的晒书活动也没有得到延续。清代的晒书活动也没有宋代那么规范、大规模了。

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即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七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输巧”，“输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南朝梁宗谋《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外，或以金银愉石为针。”《舆地志》说：“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土民之家皆效之。”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说：“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

结红头绳是一种象征爱情和婚姻的习俗。在七夕节，一些年轻人会互相编制红头绳，然后交给自己心仪的对象，表达爱意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