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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一个人不能放大自己,缩小世界
2018-08-13 17:58:00  来源:苏州日报  作者:梅蕾  

  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著名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博导王尧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一文摘得文学理论评论奖。鲁迅文学奖是位列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王尧此次获奖,展示了苏州文学的高度和实力。

  昨天,王尧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理想、抱负、责任是关键词,获奖了仍然是一个普通读书人

  苏州日报:鲁迅文学奖在国内文学奖项中的地位崇高,作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可否谈谈获奖感受。

  王尧:我首先要向读者朋友们问好!获鲁迅文学奖,当然很荣幸,这是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奖项,我们这代人也是在鲁迅影响下成长的,又从事文学事业。惭愧的是,我觉得自己对文学和文化的贡献太微薄了。在这个时候,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意识到自己作为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我要重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放大自己,缩小世界。

  苏州日报:您刚才提到了责任。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您觉得鲁迅文学奖对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的褒奖有哪些积极意义,作为获奖者,您认为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不是又重了些?

  王尧: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鲁迅文学奖,而是鲁迅让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了参照,有了文化的方向。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抱负、责任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关键词。其实,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获得什么荣誉没有太大的关系。获奖了,仍然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当然,由于你获奖了,别人对你的期待可能会多些。我想,我会一直努力。10多年前,我出版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当时在接受采访时我说我以自己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兴奋。

  苏州日报:您获奖的这篇文章是关于汪曾祺的研究的,这篇文章视角独特,笔力丰厚,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创作的,文章背后的学术支撑一定耗费了您大量的心力和时间,可否谈谈。

  王尧: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当代文学史,也做文学批评。八十年代末写作《中国当代散文史》时,我第一次把汪曾祺作为散文家看待,专门写了一章。那时大家对汪曾祺界定的主要身份是小说家。最近这几年,我对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作家进行了再解读,汪曾祺是我重读的作家之一。关于汪曾祺研究有许多优秀的成果,但在我的阅读和研究中,我觉得汪曾祺的创作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所谓重读,就是想做出新的阐释,试图更贴近汪曾祺和他的文本。我的基本思路是,将汪曾祺和汪曾祺的创作置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脉络中加以考察。我认为汪曾祺的意义,首先在于以自己的方式衔接了文学的“旧传统”和“新传统”,于“断裂”之处“联系”了“文学遗产”;汪曾祺在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建树,与现实语境、文学潮流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从而和其他当代作家相区别;汪曾祺保留了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士大夫”特质,其个人生活方式对创作亦产生重要影响;汪曾祺对传统的理解、选择和转换,对如何建立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启示性。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去年下半年在国外学术会议期间定稿了。当时杂志催得紧,我带了10多本书,在途中修订。

  “文化苏州”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跃然于一城两翼之上

  苏州日报:您是卓有成绩的学者,也担任不少社会职务,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可否从这个身份介绍一下您眼中的苏州文化发展现状,谈一谈对苏州文化发展的新期许。

  王尧:我在学校里也长期担任行政职务,2015年9月担任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后,为了保证学术议事的公正,我多次向学校提出辞去文学院院长职务,最终得到学校的同意。在校外也一直兼任一些职务,这虽然辛苦,但让我有机会在学校围墙外看社会、看世界。苏州是一个文化苏州,在几千年的累积、发展、回退、修复中,物质的、制度的和心理的各个层面的文化逐渐凝固成文化苏州。

  许多年前,我负笈南下进入苏州城时,我瞬间的感觉和后来很长时间的认识是,这座传说中的古城,就像几个拼贴在一起的小镇。但在逐渐融入这座城市后,我才体会到它的博大精深。所谓博大,不仅指它时间上的连续性在国内罕见,而且它在有限的空间中腾挪出无限的天空,在狭小中获得了辽阔。所谓精深,既是底蕴深厚的文化、精雕细琢的艺术,也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中包含了人性的特点、世俗的炊烟、语言的修辞、小桥的堆砌、墙瓦的颜色、衣服的边款、头巾的颜色、面汤的红白、菜场的叫卖、戏台的唱腔、书店的新旧和文人的秉性等。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大概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苏州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往返而呈现新的气象。一个经典性的表述为,苏州是传统与现代的“双面绣”。当这样的比喻生成时,“文化苏州”便跃然于一城两翼之上。当代苏州的成就不仅在经济,也在文化。以文学艺术而言,有一批优秀的文艺家。文化建设是需要累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要无愧于古人和时代。

  苏州日报:您觉得作为文学评论家对当下中国文坛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认知和评判?

  王尧:这很难用一句话判断。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绵延不绝,每个时代都有灿烂的成就。当代文学也有自己的风华,有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经常听人遗憾地说,现在为什么没有李白、杜甫,没有曹雪芹、鲁迅。其实伟大的作家作品是难以超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很难说谁超越了谁。一部伟大的文学史,是诸峰并起。当代作家对中国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作家们对文学的理解更为纯洁和多元。当代中国处于重大转型期,如何在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如何在中国而又融入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着大的考验。

  批评家和作家的对话关系,建立在对文字、文学敬畏的基础上

  苏州日报:您和文化界不少名流有比较深入的交往,在文化评论界享有盛誉。莫言获奖的时候,国内知名媒体请文学评论家对此发声的时候就采访您,您觉得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应该是怎么样的专业合作关系?

  王尧:我的影响没有你说的这么大。谢谢!可能由于专业的特点,或者也与个人性情脾气有关,我和很多作家有比较多的交往。这种往来最早是从我主持“小说家讲坛”开始的,后来我又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包括《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与作家有一定的、适度的交往可能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批评家是研究作家文本的,知人论世或许更有利于对文本的理解。但在对文本做价值判断时,则需要超出友谊。否则,文学批评就庸俗化了。我如果对作品没有感觉,我就不会写文章。一个优秀的作家也不喜欢别人庸俗地吹捧他。如果说批评家和作家是一种对话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对文字、文学敬畏和信仰的基础上的。我从这些作家朋友身上也学到许多东西。他们读书都很多,对文学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优秀的作家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批评家而言是一个参照。

  苏州日报:在这个专业合作关系之外,拥有的友谊应该是怎么样的理想状态?

  王尧:就像所有人那样,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聚会,抽烟喝茶小酌,海阔天空。个人遇到什么难题,也会征求朋友的意见。当然比较多的会说到写作中的困惑,说到存在的问题。即使是那些优秀的作家,也是常人,一样有酸甜苦辣,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我最近写了一个小的系列,“文坛边缘记”,谈我和一些作家的交往。莫言获奖回国后,我的散文集在一家出版社即将付梓,责任编辑好心建议我请莫言写几句推荐的话,我想想觉得不妥,可能让人误解为拉大旗。我电话请他题签,他很快将“纸上的知识分子”几个字写好拍照发给我。但这幅字他后来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在北师大开会时,他想起我曾经请他写“三槐堂”,便说回家写好后让女儿笑笑送过来。隔天我拿到这幅字时,特别感动。莫言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人。但我知道莫言这样的“人情债”实在不堪重负。经常有熟悉的朋友,托我找莫言做什么。这也让我很为难,我知道不应当去打扰他,但拒绝朋友的请托又觉得不好,也就硬着头皮给莫言微信。莫言总是及时回复我他不能参加的原因。我和阎连科也时常见面,会说一些我们都很激动的话。有时候我怕打扰他写作,去北京时故意不跟他说,他知道后即使是深夜,也会到我的住处聊天。有时去北京,他会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这些朋友。我可能是最早知道他写作计划的人,也会在他的写作过程中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过些天如果不联系了,彼此都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做。去年11月,阎连科从香港回到北京,我给他发了我准备在2018年《收获》上刊发的专栏文章第一篇。隔了一天,连科发来微信说:“你要把这次写作看成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之一。”

  文人要有性情、趣味、好玩,现在我们缺失这些

  苏州日报:你的业余爱好包括写字,作为知名的学者,您觉得写字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属于一种怎样的表达?

  王尧:你用“写字”这个词非常好,“书法”或者“书法家”要谨慎使用。可能受我父亲影响,我从小喜欢写毛笔字,上大学之前,我们那个村庄多数人家的春联都是我写的。上大学后几乎不怎么用毛笔了。书法是一种文化,写字是文人的存在方式,写字是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由字体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心境、趣味。在网络时代,书写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不太赞成文科老师讲课时完全使用PPT,用笔书写太重要了。我在演讲时偶尔使用PPT,是因为我讲得激动时普通话更不标准了,便辅以PPT。我喜欢在黑板上板书。

  苏州日报:您其他还有哪些爱好?

  王尧:我曾经很喜欢乒乓球,一度担任学校教职工乒乓球协会会长,当然不是因为我的球技特别高。在运动中,我是喜欢速度、激情、力量的人。最近几年好像特别忙,几乎没有时间运动了。我比较喜欢做菜,也喜欢别人夸我菜做得好。做菜是生活美学,我熟悉的很多文人朋友都有这样的爱好。

  苏州日报:没有想到王老师还喜欢做菜。

  王尧: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跟我说,不喜欢美食,就不能写好美文。当然不能一概而论。陆文夫老师写了《美食家》之后,影响特别大。在一次餐叙时,厨师长问今天的菜如何,陆老师沉吟,大家屏住呼吸,陆老师说了两个字:还行。据说汪曾祺老师的手艺特别好。

  苏州日报:听您讲过课的学生们都感觉王老师幽默。您现在在各种场合说话,一直诙谐幽默,这种个人特质是不是您理想中的文人气质,您理想中的文人气质还有哪些?

  王尧:我是个比较放松的人。以前住集体宿舍,大家都在盥洗室洗菜、洗衣服什么的,如果没有什么笑声,就会有人问王尧是不是出差了。林语堂谈幽默的文章大家都读过,幽默是一种智慧,而不是刻意的修辞。我最近在写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文人,我们的文字表达和语言表达和他们相去太远。我没有想过诙谐幽默是不是理想文人的特质,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有个性的文人,都诙谐幽默。我在谈论汪曾祺的这篇文章中,有一节就是谈文人的个人生活的。文人要有性情、趣味、好玩,现在我们缺失这些。

  精彩语录

  谈获奖感受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抱负、责任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关键词。其实,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获得什么荣誉没有太大的关系。获奖了,仍然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当然,由于你获奖了,别人对你的期待可能会多些。我想,我会一直努力。

  谈对汪曾祺的“重读”

  我认为汪曾祺的意义,首先在于以自己的方式衔接了文学的“旧传统”和“新传统”,于“断裂”之处“联系”了“文学遗产”;汪曾祺在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建树,与现实语境、文学潮流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从而和其他当代作家相区别;汪曾祺保留了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士大夫”特质,其个人生活方式对创作亦产生重要影响;汪曾祺对传统的理解、选择和转换,对如何建立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启示性。

  谈苏州文化

  逐渐融入这座城市后,我才体会到它的博大精深。所谓博大,不仅指它时间上的连续性在国内罕见,而且它在有限的空间中腾挪出无限的天空,在狭小中获得了辽阔。所谓精深,既是底蕴深厚的文化、精雕细琢的艺术,也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

  谈当下中国文坛

  当代中国处于重大转型期,如何在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如何在中国而又融入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着大的考验。

  谈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

  批评家是研究作家文本的,知人论世或许更有利于对文本的理解。但在对文本做价值判断时,则需要超出友谊。否则,文学批评就庸俗化了。我如果对作品没有感觉,我就不会写文章。一个优秀的作家也不喜欢别人庸俗地吹捧他。如果说批评家和作家是一种对话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对文字、文学敬畏和信仰的基础上的。

  谈文人气质

  我曾经很喜欢乒乓球,一度担任学校教职工乒乓球协会会长,当然不是因为我的球技特别高。在运动中,我是喜欢速度、激情、力量的人。我比较喜欢做菜,也喜欢别人夸我菜做得好。做菜是生活美学。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跟我说,不喜欢美食,就不能写好美文。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文人要有性情、趣味、好玩,现在我们缺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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