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力图用文物来诠释楚文化的“东渐”，诠释江淮的古老文明、太湖的吴越风情是如何与楚地的江汉韵律交相辉映，深度融合。

毋庸讳言，战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收藏有多柄来自吴越地区的青铜剑，如此次展出的越王不光铜剑、复合铜剑等。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曾掌握最先进的铸剑技术，涌现了欧冶子、干将、莫邪等著名的铸剑工匠。楚国打败越国后，大批铸剑师被掳至楚国腹地，提升了楚国铸剑水平，也使得越王剑频频出现于江汉地区的楚国墓葬中；楚国和吴国更是一对老冤家，祸连兵结，干戈不息，但也对彼此的文化产生影响。在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楚人伍子胥的神奇传说。出土于湖北江陵的张家山西汉早期《盖庐》竹简，记录了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的对谈，语涉兵家、阴阳家学说，反映了伍子胥虽由楚奔吴，在楚文化故地依然拥有强大影响力。

在今天的江苏，楚灭越，奄有其地后，对其物质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在墓葬制度上，宁镇地区常见的土墩墓被深受楚俗影响的竖穴土坑墓取代。而墓中的随葬品，也流露出越来越多的楚国气息。淮安市博物馆所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一组青铜器此次亮相“归流”展，包括兽首铜鼎、刻纹铜盘、刻纹铜箅形器、刻纹铜匜等。刻纹铜盘錾刻的图案来自《山海经》，林木中的飞禽走兽皆取奔腾跳跃的姿态，每一山阜中皆有一怪神，生动而活跃。高杰告诉记者，发掘于1978年的高庄战国墓，是苏北淮河下游一带发现的规格极高的东周贵族墓葬，从出土文物分析，其至少有淮夷、越、楚等文化因素。刻纹铜器上的神人怪兽就与巫风炽烈的楚俗有关，为楚文化与江淮文明融合提供了证据。

1973年出土于无锡前洲高渎湾的“我阝陵君”铜器，则为人们研究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资料。发现于高渎湾一口芦塘里的这批战国末年铜器包括铜鉴、铜豆、铜匜、铜洗等，鉴、豆皆有铭文，透露了器物主人是楚国的王子申，可能是王子申随军征伐越国时将这批器物带来，也可能是楚国东迁之后的新铸之器。

王子申究竟是何人？高杰介绍，学界存在着“楚幽王之子或其弟”“初封淮北时的春申君”“夺位前的负刍”等多种说法。这些“候选人”中，春申君的知名度最高，他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江南吴文化区域内的众多地名，如无锡惠山的春申涧，江阴的申港、黄山、黄田港，上海的黄浦江乃至上海简称“申”，都可能与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千年以降，楚韵绵延不绝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但楚人的火种并未熄灭，楚文化的灵韵也没有消失，反而北上汉地，为秦灭亡后形成的汉文化注入盎然生机。

《史记·项羽本纪》：“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在楚国灭亡不到20年后，又一个以“楚”为名号的政权在江苏大地上出现，这就是项羽于公元前206年建立的西楚政权，定都于彭城（今徐州）。而此后建立大汉政权的刘邦，以及他麾下的一众功臣，也多出自楚地。西汉政权从建立开始，就浸染了浓厚的楚韵。刘邦曾封韩信为楚王。后又封同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交世系传八代楚王，刘嚣（汉宣帝刘询子）世系传四代楚王。可以说，在汉代的江苏，先秦楚地的法则、风俗、文风浓烈而恒久，与北方的秦文化交汇碰撞，最终融为一体。

“归流”展独出心裁地将湖北荆州出土的战国漆奁盒与江苏盱眙出土的西汉漆奁盒、漆盘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展出。其上的图案有着显而易见的承继关系。而徐州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狮子山、 龟山、驮篮山、北洞山等西汉楚王陵墓文物，如玉龙形佩、“楚侯之印”铜印、龙形玉枕饰件、鎏金铜熏炉、金带钩、陶舞俑等，则更直白地展示了楚文化在徐海大地上的余绪。

“楚文化虽然滥觞于先秦时期，但两千多年后，其文化印记依然能在今天的生活中寻觅到。”高杰举例说，如今，著名非遗扬州漆器工艺明显带有楚的文化基因；新金陵画派领军人物傅抱石创作过大量以屈原《楚辞》为题材的国画作品；而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数十个成语也来自楚国，如下里巴人、狐假虎威、从善如流、亡羊补牢、阳春白雪等。甚至连名字，都能从楚文化中找到灵感。展览列举了数十位古今名人——蔡文姬、周瑜（公瑾）、苏舜钦、周信芳、戴望舒、朱自清、胡绳……他们的名字分别来自《九歌》《离骚》《天问》。

“楚文化，植根于当代社会的精神土壤，在当下的时代也能够闪耀光彩。比如，楚人以家为国的爱国精神，始终滋养着我们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在展览的最后，主办方特地展示了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的模型。高杰介绍，“天问一号”的名字来自于楚辞《天问》。2300年前，屈原叩问天地的壮阔诗篇，蕴含着楚人追新逐奇的创新精神，今天依然引导着我们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始终勇于尝试，不断突破。（记者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