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纪念馆的展厅里，总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在展有一颗手枪子弹的展柜前流连、沉思。但见约莫3cm长的子弹，弹头已经锈蚀，下半截弹壳更是生出了铜绿，似在诉说着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按照展柜上标注的信息，笔者在我县钟左村的一个农家小屋里见到了这颗子弹的捐赠者杨福奎的儿子，年近九十的杨太云老人。中等个子的老人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稍有些耳背的听力丝毫不影响他的思维和表达。

老人指着桌上的一沓稿纸，说，“巧了，我正在写的《揭秘：护送“零号”首长的点滴》就是关于我父亲杨福奎、哥哥杨太友等几十号军民护送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去延安的事情，分别时，少奇同志特意将手枪里的一颗子弹赠送给了我父亲……

“电影《铁道游击队》你肯定看过吧，里面的‘零号’首长的原型就是刘少奇。从我们单家港到延安，千把里路，刘少奇带领近百号人扎扎实实走了9个多月时间……

的确，抗战时期，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全民族的敌后抗战，盐阜地区则成为领导华中人民对敌斗争的政治、军事中心，向来有“北有延安，南有盐阜”之说。革命战争年代，两地千里迢迢，中间很多地方是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仅敌人设置的封锁线就有103道。刘少奇是奉中央命令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可以想见，此行必定是一段极其艰险的长途行军。

“我大哥杨太友当时是三师八旅二十二团的特务连指导员，带领一个加强排，伪装成老百姓在队伍前后2里路、左右500米的地方警戒。

“父亲也是老革命，本来是在上海纱厂里做工，‘五卅’运动时，受恽代英、蔡和森等派遣回到苏北宣传、发动群众，后来新四军时，成了地下交通员，交通站就设在我们家。”说到这里，老人顿了顿，从抽屉里找出一份“委任状”的复印件，上面赫然写着“兹委任杨福奎同志为本区交通站站长”，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以及区长、副区长签名等字样。发觉笔者露出讶异的神情，老人笑着说，原件现在陈列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父亲任交通站站长时，自己还是儿童团员呢，全国解放后，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大学毕业生，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湖南、内蒙古等地从事革命建设工作。几个儿子也各自干着自己满意的工作，大儿子从团政委的岗位上转业回来也十多年了……望着面前这位老人，我不禁肃然起敬，果真是一个革命家庭。

（杨福奎老人的儿子）

老人吸了口烟道，“近百号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目标太明显，一块去延安的干部战士，还有大哥他们警卫人员和我父亲他们这些地方上的护送人员就全部装成老百姓模样，拾粪的、推小车的、挑担子的……带了3副担架，1部电台和3挺机枪、2个掷弹筒等武器放在前后两副担架上，少奇同志装成病人，用中间的那副担架……

“后来经常听父亲和大哥他们讲，那年3月中旬，队伍沿着废黄河一路向北，为了避开敌人，都是白天休息、晚上行动，遇到敌人盘查等情况时，少奇同志才躺在担架上，其余时间都是和大家一起跑路……

老人的记忆力真是好，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是1942年3月5日闭幕，当月19日，刘少奇一行便乔装打扮朝延安进发，经过9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穿过重重封锁线，才于当年12月30日安全抵达延安。

“父亲在世时老感慨，少奇同志军务繁忙，还不忘关心身边人。因为鬼子通常八九点钟开始‘扫荡’，少奇他们都是夜晚才赶路，连续行军、食宿不定，不少人闹了肚子，少奇总是将药品分给大家，这些药品本来是华中局特意从上海搞来的，防止少奇途中胃病复发。行军间隙，他还要指导所经地方的对敌斗争，并通过电台与军部保持联系，了解华中的局势……

“就这样走走停停，足足用了4个月时间才到达江苏和山东交界处，队伍顺利地与铁道游击队接上头。分别时，少奇与护送人员一一握手，他摸摸身上，别无长物，就从怀里掏出手枪，退出一颗子弹，交到我父亲杨福奎手里，满含深情地说，‘盐阜是老革命区，人民不简单，希望大家回去以后继续战斗下去……’”

老人自豪地告诉我，自己的父亲杨福奎和毛主席同龄，革命了一辈子，任劳任怨、无怨无悔，跟领袖一前一后去世。作为传家宝，他们家一直珍藏着这颗饱含了军民和党群鱼水情的子弹，前几年，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修缮一新，老人将这颗珍藏多年的子弹捐赠给纪念馆，用老人的话讲，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下一代记住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的艰辛，永远跟党走，不断开创新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