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店门口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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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歇业两个月的二娃小馆青岛路店开门了。店长兰乾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一张“免费吃饭”的告示重新贴出来。
“如果您现在没有收入，遇到困难可以来小店。我们有热腾腾的米饭、特色菜可以解决您的温饱，我们12个小时营业，您随时都可以来。”
从去年9月底第一次贴出去算起，这张告示为她带来了数不清的“特殊客人”：和老婆吵架后离家的男人、来南京给孩子看病的夫妻、找不到工作的中年妇女、捡垃圾为生的落魄老头、子女不管的60多岁老人……
客人们嘴里吐出各种版本的酸甜苦辣，最后全被“辣味”堵住了嘴——饭馆主打川菜，提供的免费饭菜有三样：酸菜鱼、麻婆豆腐和米饭。
驱使她做这件事的动力很简单。这个19岁就走出大山来到城市闯荡的重庆女人太熟悉那种滋味了。她听到的关于生活的每个故事，都像是在讲述当年的自己：过去的30年里，从服务员、洗碗工到帮厨、厨师，兰乾美几乎干遍了一家标准餐馆的所有岗位。
“有没有更便宜的菜？”
兰乾美清晰地记得那种眼神。
数不清的人在店门前驻足，两眼紧紧盯着墙上的特价菜，那上面，一碗凉皮3元，12元就能买到一小盆炖得雪白的鱼头汤。在这座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7000元的特大城市里，这样的菜价太不起眼。
他们看了半天，眼神突然和兰乾美对上，很快躲闪开，低头走了。也有人折返回来，最终还是离开。
“有没有……更……便宜……的菜？”一对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口齿不伶俐的中年夫妻走进了小馆，身后跟着的小孩全程沉默。小孩三四岁了还不会讲话，夫妻俩带着他来南京看病，身上的钱所剩无几。
兰乾美给他们端来了一份酸菜鱼、一份麻婆豆腐和米饭，还有一碗鱼头汤。夫妻俩让孩子说“谢谢”，孩子直往他们身后躲。“不是被生活逼到一定程度，不会连一顿饭都舍不得买。”兰乾美说。
遇见这样的人多了，她决定贴出一张“免费吃饭”的告示。
她对那种眼神感同身受。14岁初中辍学后，兰乾美去了老家的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吃住都在里面。
两把30厘米见方的凳子拼在一起，就是一张“床”。冬天是最难熬的，身子底下铺了垫子仍然硌得慌，中国年日照最少地区之一的重庆，冬夜格外漫长，湿冷的风顺着缝隙灌进饭馆大堂，盖上被子还是觉得冷。
条件艰苦，睡觉反而容易。包括兰乾美在内的三个女孩子，都正值青春期，嘴闲不住，此时却一句话都不想说——白天叽叽喳喳讲了一天，晚上累得只想呼呼大睡。
兰乾美在这张“床”上睡了四年，其间，她从服务员“晋升”为厨师：这个瘦瘦的重庆小妹不甘心记一辈子菜谱，她帮主厨洗菜切菜、收拾工作台，对方主动提出教她炒菜。到了后来，20岁不到的兰乾美一个人每天就能炒2000元的菜，当时，一份称得上“大菜”的炒猪肝也不过卖八九元钱。
1992年的一天晚上，兰乾美取被子睡觉，踩在凳子上的脚突然滑倒，小腿重重磕在翘起的铁皮上，划出四五厘米的口子。她被送去医院缝了14针，第二天一早又站在灶台前。炉火的热气卷着煤灰从出风口往外冒，全部打在受伤的小腿上，伤口反复感染，总不见好。
也就是在那一年，她跟着老板坐船来到南京。抵达的第二天就去诊所看腿。一位姓刘的医生怕她疼，一边抹消炎药一边和她聊天，分散注意力：“你都这个样子了，怎么还上班？”
“饭馆离不开人。”
“一个女孩子，干嘛去做厨师？在前台当服务员不好吗。”
“厨师有技术，挣得多。”兰乾美腼腆地说。那时，服务员每个月工资70元，一墙之隔的厨师却能拿到150元，而在老家，20元就能买到一件棉袄。
医生看她可怜，连着换了几次药都没收钱。16年后兰乾美重回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恩人。
当年的诊所早已不在，低矮的平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楼房。她一度以为刘医生是附近二附院的员工，直接跑到医院大厅的照片墙前，一行又一行地瞅。热情的护士有心帮她，把上年纪的老医生问了个遍，最终还是没有。
她清楚记得刘医生说过的一句话，“等你将来有能力，就尽可能帮助需要的人。”
这句话成了她贴出“免费吃饭”告示的重要动力之一。
“还有这么平坦的地方？”
兰乾美为数不清的人端上免费饭菜，每一次都觉得，眼前的人好像在某个瞬间和当年的自己重合，而此时的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刘医生。
一位拾荒老人走进来了。他年轻时在人人眼红的事业单位上班，却因一念之差锒铛入狱。从监狱出来时，妻子早已不见踪影，孩子出了车祸去世，没有收入来源的他只能每天捡拾垃圾，在公共厕所洗澡。
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老人还坚持从前的生活习惯：读报。兰乾美每次看到都招呼他进来吃饭，老头却很有自己脾气：“你们做小生意也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来你这吃。”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饭？”一位来南京找工作无果的中年妇女进来了，兰乾美给她端上了两菜一汤。“我身上没钱，也不能白吃你的饭，给你干点活儿吧。”临走时，她抄起抹布，把工作台打扫得干干净净。
和老婆吵架离家的男人看到告示，也走了进来。“我身份证、银行卡都被她拿走了，没地方去了，我要吃饭！”男人气头未消，说话还有点冲。
“两口子哪有不拌嘴的？回去之后和老婆好好说。”兰乾美把饭菜端给他。
男人低头不语，只是吃饭，临走时撂下一句话：“等我跟老婆和好了，专门来照顾你生意！”
歇业两三个月，每月要正常付2万元的房租，开业后生意大不如前。顶着这样的压力贴出告示，兰乾美本已做好了自己倒贴钱的准备。
和她一同来南京打工的堂哥兰乾付，同时也是二娃小馆的董事长，坚定支持了她。“有倒贴肯定要从公司出，不会让你个人掏钱。”
这个在南京拥有6家连锁餐馆的重庆男人，比妹妹更清楚一碗饭的意义。
1992年，兰乾付在重庆打工的餐馆老板，带着老婆和一帮厨师、服务员等二十多人，坐船往长江下游漂去。
兰乾付差点没登上这条船。临行前，老板娘坚决不同意带上这个刚满二十的瘦男孩。理由很简单：要多付一个人的船票，90块钱。
老板最终说服了她：这个小伙子看着精明，将来有前途。
那时，邓小平刚结束“南巡讲话”不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话传遍了整个中国。而这二十多个人里，最高学历也不到初中，他们能叫出各种食材的名字，但一拿起笔就开始挠头。做饭馆的有一套自己的阶级划分方式：厨师最高，老板其次，服务员排最后。同在船上的兰乾美，当时已经做到厨师，比哥哥“高出两头”。
船过了宜昌，江面愈发宽阔，眼前的城市越来越大。从下关码头出来，一水儿的水泥路平平整整，一眼望过去连座小山包都看不到。“还有这么平坦的地方？”在山里待了二十年的兰乾付不敢相信。
在老家，能种地的土壤零零散散地藏在山坡上，他每天翻过三座大山去上学，七八岁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握着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高的铡刀给猪铡草。一刀下去，左手食指多了条四五公分长的口子，血把草染得深红。
到了十六岁，只有90多斤的他已经把一百多斤的粪筐扛上了肩膀。藏在泥里的刺扎进脚，挑了一半就断在里面，疼了半个月没法走路。
那时的兰乾付不止一次发誓，要走出围困了几代人的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了目标，生活就有了盼头
到了南京，兰乾付不甘心洗碗，主动提出学做包子，每天早上4点钟被扬州师傅喊起来和面。上午和下午本应全员休息，他却没闲着，掏炉灰、抹灶台，把厨房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位大厨看他机灵，答应教他炒菜，从那时起，他经常背着老板偷偷用食材练手。
等到第一次独立炒菜，肉丝刚下进锅，大厨的手指重重地敲在后脑勺上。“油温这么高了你才下？”一大坨肉丝粘在勺子上，他的表演宣告失败。
但也就一年时间，他的厨艺突飞猛进。老板听说他会炒菜，不信，他转身走进厨房，端出一碗麻婆豆腐。老板尝完一筷子后，连吃了两碗米饭。
赞赏归赞赏，老板不敢让他掌勺，兰乾付见状离开，四年里先后换了五六家饭店，川菜、淮扬菜、本地菜都有，“就想多学点技术”。
1998年，他在安怀村菜场租下1.3米宽的柜台，卖夫妻肺片。来自四川的牛舌牛肚清爽开胃，一下子刺激了南京人的味蕾，也打开了销路，小摊一天卖出的钱，可以抵三个月的摊租。
可没过几年，南京要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原先收租金的城管突然翻脸，半年的“游击战”打下来，不知被赶了多少次。他寻思着不是长久办法，满南京选址，在锁金村开起了自己的第一家饭馆，这个“一直在迁徙”的男人，终于有了落脚处。
随后的近20年里，迭起的市场浪潮搅动着他的人生。他的“二娃”品牌曾经历过飞速扩张，最多时，11家大小门店遍布南京城区，电话在裤兜里响个不停。但很快，川菜在南京城内攻城略地，人才紧俏，自家厨师看着眼红，纷纷撤资单飞，他接连关闭了8家门店。
如今，兰乾付的门店数稳定在6家。他始终觉得，在餐饮行业中打拼，有比纯商业逻辑更重要的东西。
他刚来南京时，所住的河西还是一片田野，如今那里的楼房每平方米均价五六万。大大小小的商业综合体在城市各处站起，“网红”餐厅门口总是坐满了等号的年轻人。兰乾付曾试图进军那里，但很快铩羽而归。“那种模式，我实在玩不来。”
这个在厨房里待了30年的男人不懂营销，只会老老实实把菜炒好。刚开第一家店的时候，他每天站在门口朝路人喊：来我们家尝尝啊。
没人愿意进来——他是这家店面的第六任租户，此前有过五家饭馆在此营业，均前后倒闭。他笨拙地跟对方解释：我们家的菜很好吃，和他们不一样。
首笔“大生意”，是附近大学的山西学生举办老乡会。他在一位学生会干部的指导下布置大厅，十张桌子拼在一起，四十多个年轻人把90平方米小店填得满满当当。
两大盆酸菜鱼端上桌，学生们吃得满头大汗。原本1000多元的酒菜，兰乾付只收了他们800元钱，每个人平均20元钱不到。临走时，喝红了脸的学生冲着他竖起大拇指。没过多久，小馆热闹起来，操着四川、广东、新疆等地口音的学生们掀开门帘，涌了进来。
两个月后，“非典”汹汹来袭，满大街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员工们闹着要回家，兰乾付急着安抚，用厨房里最好的食材给他们做饭，五花肉每天都有，“快吃，吃了才有抵抗力。”
如今，他的所有餐馆总计雇了60多名员工，几乎都从农村出来，有正处对象攒彩礼钱等结婚的小伙子，有为了贴补孙子外出打工的年轻老太，也有把整个家庭扛在肩上的中年男人，几口人的吃穿用度，全仰仗手里的锅铲和菜刀。
他给优秀员工发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激励他们“好好干”。他和员工一起吃饭，在开会时激情四射地讲述自己曾经的苦日子，把“人生目标”和“梦想”挂在嘴边。每到这时，兰乾美都微笑着坐在一旁，时不时插上一句补充，和哥哥一起回忆那些流过血和汗的细节。他们只想让大家知道：有了目标，生活就有了盼头，吃再多的苦都值得。
那是比一碗免费饭菜更重要的东西。 本报记者 董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