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厂子里做完工，到镇上的广场上散步，随便哼了几句黄梅戏，就被文化站的孙站听到了，硬是把我一个外地人拉进了艺术团，劝到了舞台上，以前我可是个连说话都会脸红的人……”在安徽打工妹龚先翠的眼里，孙站是一个让她平淡人生出彩的人。
她口中的“孙站”是谁？武进区前黄镇已退休却还在发挥余热的文化站站长，前黄雅韵艺术团党支部书记孙英。在基层从事文化服务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她带领这个清一色农民身份、“上台演戏、下田干活”的草根艺术团活跃在乡村舞台，用一出出新戏、一支支舞蹈、一个个小品、一曲曲说唱，将乡村百姓凝聚在一起，演百姓故事，唱文明新风，“文艺叙事”的内生力量，点亮了乡村，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村民们的精神风貌。
销售员、泥瓦匠、钟点工……
他们是一群“出彩乡村人”
周四下午，常州前黄镇寨桥活动中心里一派热闹景象。在“呛呛呛”的铜锣声、“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和“嘈嘈切切”的琵琶声中，村民们争相亮出自己的“好声音”，乐队师傅直喊忙得没空上厕所。
“年轻时没能进剧团，现在拉个牛尾巴，快点过把瘾！”64岁的团长马建南，年轻时就被剧团看中，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现在他一心扑在艺术团，带着妻子濮小玉，搭档演出了许多剧目。
专管音响的师傅陈益民，今年70岁了。作为电影放映员，他一年要走10个村放映120场电影。其余时间就在艺术团负责灯光、大屏等电子设备，“每周五晚上，我们都是露天演出，如果碰上下雨，第二天设备都需要去维护的。”
60多岁的庄亚梁站在台上吹奏萨克斯风文艺得很。退休前，他和猪肉打了一辈子交道，计划经济时在食品站里卖猪肉，市场经济后他就专管给猪屁股盖合格章的活儿。
开拖拉机的王凤兴比较特殊，做了胃癌手术后他就不搞运输了，2008年镇上搞下沉式文体广场，他就自告奋勇来了，每天下午四点准时上岗，哪里有问题找他准没错，“他是个什么都知道的人”，村民指着王凤兴说。
刚开始，龚先翠上台演节目，让当地人伴舞，还有人老大不情愿，“她一个外地来打工的，凭啥要我们本地人给她伴舞！”孙站一言九鼎，“我们这里没有外地本地的，谁演得好，谁就上主角。”龚先翠说，“处得时间长了，大家都成了兄弟姐妹，也不再有本地外地、打工和老板的区分了，只想着怎么把戏演得更好。”在后台，龚先翠边娴熟地整理着换下的戏服边感慨，脸上散发着光彩：“以前打工，工资哪儿高往哪儿去，现在别地给再多钱我也不肯挪窝了，白天有工打，晚上有戏唱，这日子过得才叫快乐。”
在这个几乎清一色农民身份的艺术团里，让记者惊讶并感慨的是，人人脸上都散发着光彩，仿佛有一根神奇的魔棒，点亮了他们平凡的人生。
除了龚先翠这样的新市民，他们中有企业家、教师、公务员、退休职员、泥瓦匠、钟点工等等。职业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但在这片乡村舞台上，他们真诚地投入，也共同收获着快乐。
蒋丽芳，59岁，以前做衬匠（瓦工的一种)，如今农村造房子的少了，她开始去给晚托班烧饭。小学时就是文艺骨干的她，舞跳得特别好，还去县里参加过比赛。如今在艺术团，她除了跳舞，还演小品。“现在走在路上，打招呼的人多了，平时也注意拾掇打扮了，觉得日子越过越有意思。我们演的节目《十九大精神放光芒》，连我大班的孙女都会背。”
李友琴，58岁，钟点工。去年才参加艺术团，演三句半。原来在村里，连四方步都不会走。为啥来艺术团？开心啊！平时做钟点工，低着头一干几小时，只有自己和自己说话。在艺术团里，一个动作演不好，大家伙都会帮你，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呢！
潘小平，62岁，锡剧票友，在一家私企做营销。演过锡剧《珍珠塔》《江姐》《沙家浜》。“我们演的是常锡文戏，以前也叫滩簧，村里几乎人人会唱。刚开始上台时特别怵，眼睛都不敢抬起来，现在演多了，有点‘人来疯’，舞台下的人越多越兴奋。有时去外边吃饭，有邻座的过来打招呼：前两天看你在哪儿哪儿演出了，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年轻时光顾着挣钱养家了，现在的人生才过出了意义。”
马建玉，65岁，最爱跳《映山红》。她是常州知青，退休后，嫌在家太闷，开了家麻将档，自己也三天两头上桌解解闷。参加演出后，觉得打麻将没意思了，不再去招呼麻友，渐渐地就把麻将档关了。“去年演了一个交警的故事，今年演的是《移风易俗办喜酒》，每天对着镜子练动作、练台词，练到舌头都碎了，但开心啊，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有用，一个人的精气神就特别好！”
对“孙站”的评价，大家众口一词：能干，有号召力，没私心，别人办不成的事，她能办成。每周六一场广场演出，再加上进村、到敬老院演出，剧团一年大大小小的演出200余场，不取分文，但在这些村民心里，这就是他们的价值。
卫生难题、结婚攀比、不缴社保……
解决农村这些头疼事有了“锦囊妙计”
“现在我只要扔垃圾，就会想起你们在台上演的小品，不敢随手丢了！”前黄镇寨桥村的饭店老板娘拉着孙英的手说。
农村的群文队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会唱会跳，会拉会弹，但就是不能“开口说”。孙英下决心要改革，她一方面到处网罗“人才”，另一方面倒逼自己给小品、相声、三句半写原创台本。将农村的生活写进去，将新鲜的政策写进去，将党的创新理论写进去……渐渐地，这些贯穿在歌舞演出中间的语言类节目，成了村民解决生活中遇到新问题的“锦囊妙计”。
“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们村在创建省级卫生村，当时农村还比较穷，村民都在家里养鸡养鸭，弄得污糟邋遢。”要想改变农村环境，必须先扭转村民的观念。苏南农村找对象有先“认人家”的习俗，在原创小品《相亲》里，孙英描绘了一个脏乱差的不堪场面：当介绍人带着女方去男方家里“摸情况”时，发现吃剩的菜胡乱丢在台子上，苍蝇乱飞，鸡飞鸭跳……“家里不清爽，娶不到儿媳妇”，这是乡亲们从《相亲》里获得的“新观念”。
20年里，《相亲》的故事一直在改编，在演出。比如，当垃圾桶“闯”入乡村后，村民却对它熟视无睹，垃圾依旧随手丢；再比如，垃圾桶从一个变成三个，垃圾分类却依旧是老大难……每一次农村卫生环境改造，都会催生一个个新的《相亲》故事，至今已升级到第五个版本。
轻飘飘的文艺有什么用？从十几岁的小姑娘，干到“耳顺之年” ，一刻也没离开过基层群文工作的孙英说：力量太大了！也正因如此，她硬是把自己逼成了一个“作家”：
看到攀比之风盛行，村民动辄花五六十万操办酒宴，她写下了《移风易俗办喜酒》，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听到一些企业高价聘请跟干部沾亲带故的人再就业，她立刻创作了《家有廉妻》，提醒干部亲属不要把干部变成“问题干部”；疫情期间村民在家待不住了，她继《戴口罩》之后又写了《再等等》……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最明白老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最盼的是什么，这也是我写的故事他们听得进去的原因。”孙英说。
1960年出生的孙英，是土生土长的武进寨桥人。高中毕业，她进入当地文化站工作，直至退休，她又张罗了前黄镇雅韵艺术团。在孙英看来，艺术团不光是给老百姓送去了欢乐，也给村民提供了一种面对新事物新的思考方式，“农村人一开始没有社保意识，看到我写的独角戏里，同一个村庄的人，缴社保的每个月可以领到700元钱后，第二天就跑去镇上办社保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作为活跃在乡镇最基层、和群众接触最紧密的雅韵艺术团，同时还是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每周五的广场文艺演出中间，都会安排党的政策、十九大精神、学习强国等几轮知识抢答，答上的村民会上台领取一份小小的奖品。我们采访的当天，有一位村民性急，没听清题意就抢答了，结果却答不上来，观众席上发出善意的哄笑。演出现场，知识抢答阶段是孙英的高光时刻，她手拿话筒，走到观众中间，用家乡方言和老百姓讲政策、说道理、谈文明，身材挺拔，声音爽朗，无法想象她已是花甲之年。
文艺改变了老百姓什么？
孙英告诉我们一个细节：以前看完演出，老百姓一哄而散，留下满地的塑料椅子和瓜子壳；现在看完演出，大家都会主动把椅子归纳到一个地方，叠得整整齐齐。文艺播撒的不仅是欢乐，也种下了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