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创刊号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新华日报》转移至重庆出版

记者走访《新华日报》社武汉旧址。本报记者 邓宇轩 摄

开栏的话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公开出版的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拥有光荣的红色基因、宝贵的革命历史。《新华日报》的故事，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宣言，向世人宣告一张报纸的历久弥坚，一个政党的蓬勃发展，一个梦想的颠扑不破。

值此建党百年之际，《新华日报》的后辈们翻开尘封的历史老报，研读先辈的笔下峥嵘，激活一张党报里的党史故事，解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初心，以继往开来，奋进图强！《新华日报》、交汇点、新华报业网同步开设《号角催征》专栏，与读者一起读旧报新闻，习百年党史。

□ 本报记者 白雪 徐冠英

3月29日，武汉市江汉区民意一路大陆里4-9号，五六位居民闲坐弄堂，不紧不慢聊着天。春风拂过居民楼外墙的“《新华日报》社大陆里旧址”石牌，沧桑的味道从几栋上了年纪的两层小楼弥漫而出。

73岁的陈先生告诉记者：“我1948年在这里出生，一直住到现在。这几年，经常有人来拍照。”一张党报83年前的光辉起点，历久弥新。

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机关报《新华日报》，在这几栋小楼——当年的汉口府西一路149号诞生。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中国的未来，在那艰险的环境里，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团结抗战的呐喊。

异军突起，广泛宣传党的主张

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

——《发刊词》，1938年1月11日

创办《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但这张报纸的诞生可谓一波三折。

“《新华日报》的创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提出、谈判和筹备的过程。”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研究员胡传章介绍，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时，便提出要求国民党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宣传任务。1937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上海、南京停留期间，同各方面人士交谈，争取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到了七八月间，国共两党在庐山和南京谈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争取到在国统区公开出版自己的党报权利。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陕甘宁边区出版《新中华报》，为何还要在国统区办一份报纸？”胡传章说，“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包办一切，左派刊物在民主运动中很难形成有力的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未能经常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之间的分歧由要不要抗日转变为如何抗日、争取怎样的抗日前途。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而共产党主张依靠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战。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垄断，带动左派小型刊物形成大的舆论阵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共产党影响，在国统区创办大型日报，便是重要措施之一。”

1937年10月，在周恩来领导下，潘梓年等人在南京筹备办报工作。虽有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签字同意，但有关部门禀承蒋介石的指示，在办理报纸出版登记手续上，借故刁难，不发出版登记证。随着上海、南京战局紧张，筹备人员转移到武汉，继续办理报纸登记手续。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继续筹办和领导《新华日报》，是长江局一项重要工作。12月21日，周恩来等人与蒋介石会谈时，再次提出办报一事，终获蒋介石同意。

胡传章研究发现，《新华日报》正式创刊前，报社进行几天试版，并设宴邀请武汉党政军领导人及文化界、新闻界人士50余人，试版得到一致赞扬。创刊后，《新华日报》受到坚持团结抗战人士的欢迎与支持。国共两党领导人、各党各派知名人士、社会贤达52人挥毫泼墨，题词祝贺。报社特刊声明：“本报创刊伊始，荷蒙党政军领袖，社会群贤，纷赐题词。无任荣幸！兹依据收到之先后，逐日制版刊载，藉光篇幅。感谢之余，谨向赐词诸公致民族解放敬礼！新华日报馆谨启”

“《新华日报》创刊，可谓盛况空前、异军突起。这些题词用两个多月才全部登完。” 胡传章感慨道。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邵力子）”“抗战到底（叶挺）”“热诚爱国（于右任）”“大众喉舌（冯玉祥）”“和平奋斗救中国（沈钧儒）”“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董必武）”“战！团结而坚决的战！胜利是我们的（叶剑英）”……一期又一期《新华日报》，如题词所言，坚持抗战、爱国、奋斗——这正是那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抗战强音，被赞“党的一个方面军”

当民族危机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保卫武汉、保卫家乡、保卫祖国，是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应有的神圣权利，同时也是应尽的光荣义务。

——社论《神圣的权利与光荣的义务》，1938年7月31日

中国抗战经历了十五个月的英勇战斗，完全证实了一个真理，即是：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切对中国抗战之速亡论或速胜论，均已从事实上宣告破产。

——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上）》，1938年10月7日

目前武汉虽到最后关头，华南虽日益紧张，全国战局虽日益扩大，我们要到来的困难虽多，但我们绝不应自馁，我们要在持久抗战中，把已经陷入泥沼的敌人葬埋下去。

——报眼标语，1938年10月21日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邓涛说，《新华日报》刊发大量抗战报道，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战绩，也如实反映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从平汉到陇海》《台儿庄血战座谈会》《我们怎样迎击南犯的敌人》……1938年2月中旬至5月中旬，《新华日报》刊发编委兼采访部主任陆诒写的近30篇战地通讯，报道徐州会战，振奋国人信心。《新华日报》还积极提倡、全面参与、详尽报道救济难民、慰劳伤兵，写慰劳信和募捐慰劳前线抗敌将士，募集寒衣，献金和义卖等大规模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战有关的内容都会刊登。这种宣传报道和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武汉发行时间虽短，但《新华日报》已经充分发挥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功能，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重要作用。”

为在更多地区让更多群众看到报纸，报社还在广州、重庆、西安等地设立分馆、分销处，发行渠道多元。报纸创刊刚满一月，销售量就达2万余份，最盛时约5万份。国外很多新闻机构都将《新华日报》的报道用作权威消息。当时，国民党发行《扫荡报》《中央日报》。“在群众口中出现‘新华扫荡中央’的排序，其寓意不言自明。”胡传章说。

“重读《新华日报》当时的报道，我依然能感受到很大的激情。”武汉抗战历史研究者、收藏人士陈勇，小心翻开泛黄的《新华日报》影印版合订本，“那个时期，在这场民族救亡战争中，发出抗战呐喊的《新华日报》是社会舆论领头羊！它的影响不光在武汉，更延至全国。”

记者在陈勇的收藏中，看到4册《新华日报社论》。论目前战局、中国抗战与国际前途、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如何动员工人群体积极参加抗战事业……纸张泛黄变脆，但纸上文字依然充满力量。《新华日报社论》第二集的封面印有“赠送”字样，封底印着：“英勇的战士们，你们为民族生存而战，为世界和平而战，我们后方的老百姓没有一刻忘记你们在前线的苦斗，现在我们用精神粮食来慰劳你们！敬祝努力杀敌争取最后胜利！战时书报供应所敬启”

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新华日报》这个由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号角，将团结抗战的声音吹到前线、后方，响彻全国。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从事政治、思想、外交、文化等斗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爱国民主运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强有力的舆论武器，《新华日报》被毛泽东赞为“党的一个方面军”。

克难前行，坚持到最后一刻

本报业务日益发达，原有地址过于偏僻，兹为便利发行起见，自即日起移至府东五路一五〇号营业，希各订户、同业及社会人士注意。

——《本报迁移启事》，1938年8月1日

本报因纸张来源困难，自今日起，改出半大张，尚希读者原谅是幸！

——《本报紧要启事（一）》，1938年10月21日

本报自本日起迁移至五族街五十四号办公凡有事请至新址接洽为荷

——《本报紧要启事（二）》，1938年10月21日

寥寥几十个字的启事，背后艰辛难以想象。报纸开办初期，职工达五六十人，已初具规模，于当年8月1日首次搬迁。武汉沦陷前几日，报社又因形势所迫再次迁址。这两次搬家，都造成部分机器设备无法使用等困难。

参与编撰《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一书时，胡传章仔细阅读1938年《新华日报》。他感慨，“新华报人真是让人敬佩，他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除了搬家，还有国民党的破坏。”

1938年1月17日，《新华日报》创刊仅一周，便有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二三十个特务、暴徒，手持铁棍、利斧闯入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破坏排字房、机器房的机器设备。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一面指挥报纸继续出版，一面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其阻止此类行径再次发生。1月19日的《本报紧急启事》公开这件事，“吁请报界同业及社会人士加以同情援助”，并表示“今后更当努力以达救国目的”。暴徒破坏刚过，停刊谣言又起。1月22日，《新华日报》又在头版刊发《本报紧要启事》，告知各界17日已整理就绪，次日照常出版，从未间断。

除在武汉市内迁移社址，报社还经历向重庆西安转移人员的两次分兵。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危在旦夕，为使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一旦武汉停刊，重庆马上接着出报。当时西安分馆开办，也从武汉抽调部分人员，留在武汉的新华报人减少，工作变得更艰苦更紧张。让人心痛的是，武汉总馆由武汉迁重庆、广州分馆由广州迁桂林途中，都遭到敌机轰炸，造成人员惨痛牺牲和财物严重损失。搭乘“新升隆”号去重庆的遇难者中，就有16位新华报人。

困难无法改变这张党报的坚定信念。韩辛茹所著《新华日报史》记录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时刻。10月24日晚，武汉沦陷前一天，周恩来携秘书陈家康来到报社，周恩来口述社论《告别武汉父老》：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陈家康将记录整理完毕，立即交付排印。遗憾的是，在武汉编印的这期报纸没来得及出版，匆忙间印刷的几份报纸至今没有找到。

1944年1月11日，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发表《在武汉的时候》：随着战局的发展，报纸须迁渝出版，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大部分员工与器材都乘轮启程，只留极少数的几个人，和极少的器材在汉坚持到最后——坚持到要撤退的都已撤退的时候，坚持到本报的重庆版已能紧接着出版（重庆版是十月二十五日出版，汉口版就出到十月二十四日）的时候……

总策划 双传学 顾雷鸣

执行策划 王晓映

相关文献史料由《新华日报》报史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