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钧镒在研究大豆。 通讯员 许天颖 孙磊 供图
盖钧镒在给学生讲学。通讯员 许天颖 孙磊 供图
2018年,江西湖口,盖钧镒展示南农99-6大豆植株。 通讯员 许天颖 孙磊 供图
盖钧镒在指导学生鉴定、保存大豆种质资源。 通讯员 许天颖 孙磊 供图
晚上10时半,清冷的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南京农业大学校园渐渐沉静下来,树影婆娑间,一名老者沿着小径,打着手电筒缓步前行。
他叫盖钧镒,今年88岁,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几十年来,只要不出差、不下田,他都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早上8时前迎着朝阳走向办公室、晚上10时半后踏着月色回家。虽已退休多年,但他为祖国大豆事业奋斗的那颗心始终澎湃,无一日懈怠。
盖钧镒把一生都给了大豆。
他跑遍祖国大豆产区,从“零”到“有”建成世界第三大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他潜心研究大豆育种和种植技术,一点点提高大豆产量;国内大豆事业遭遇危机,他奔走鼓与呼,殚精竭虑寻找解决方案;他更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在三尺讲台上为祖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大豆人才。
2001年,盖钧镒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截至目前,他也是全国唯一一名研究大豆的院士,学生们都喜欢称他“大豆院士”。
犹如一粒种子从生根到结果,盖钧镒这一生都写满了与大豆相关的注脚。
“祖国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从“0”到“3万+”,白手起家建成大豆种质资源库
1月初,南京,国家大豆改良中心。气温常年维持-4℃的资源库里,3万份大豆种质资源静静“躺”在密封保存的玻璃瓶和种子袋内,等候着科研人员“唤醒”。
2000公里外,海南省三亚,南繁基地。盖钧镒正带着学生开展热带大豆优良品种选育工作,向着筛选适合热带低纬度地区种植品种的目标奔跑。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盖钧镒带领团队跑遍全国,从“0”到“3万+”,自力更生建立起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资源库。有了它,就有了珍贵的基因密码,也有了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盖钧镒出生于1936年,1953年进入当时的南京农学院学习,师从著名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马育华。毕业时,胸怀“好男儿志在四方”,盖钧镒提出投身开垦祖国北大荒,但老师一句“留下来吧,我这缺人”,让他选择了留校任教。
盖钧镒一心放在科研工作上,无暇顾及自己。他的家人看不下去了,1971年,在妹妹的介绍下,当年35岁的“大龄青年”盖钧镒终于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妻子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在上海工作。
在妻子眼里,丈夫从不把“爱国”“为国”挂在嘴边,但每当个人得失与国家需求矛盾时,他的选择永远是国家。为了大豆,自幼在沪长大的盖钧镒放弃回上海工作的机会,孤身留在南京。
1980年,44岁的盖钧镒考取首批公派出国访问学者,赴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在国外留学两年半时间,他考察了美国大豆产区12个州,看到了差距。
大豆古称“菽”,我国驯化和种植大豆的历史超过5000年,但美洲通过科学研究、品种选育,大大提高了大豆的产量。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大豆生产因胞囊线虫病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是我国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当地大豆生产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亩地仅能结出50公斤左右大豆,单产水平只有美国的60%。中美在大豆产量方面的差距,让盖钧镒深受触动;他也意识到,只有掌握种质资源谱系,才能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
盖钧镒决心要担起这个责任。1982年起,他带队跑遍中国的每一片大豆产区,搜集属于中国的大豆种质资源。
不同地理位置的大豆有着不同的生物特性,盖钧镒的团队一村一村找,挨家挨户问,就连寒暑假时学校学生放假回家,也请他们帮忙收集大豆种子。
当年,没有大豆种子的储存设备,盖钧镒跑去买来腌菜坛子,在里面放上干燥剂,封好口,库房里渐渐堆起上万个瓶瓶罐罐。
几十年里,这个团队眼睛里盯的是大豆、口中琢磨的是大豆、梦里念着的还是大豆。一颗颗饱满的种子,是一份份珍贵的种质资源、一个个大豆研究的希望。
“祖国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盖钧镒说,他学的是农学、从事的是农学,自然也要将个人的所有都献给脚下的土地。
近年来,作为农业“芯片”,种质资源的重要性越来越被社会所认识。2021年,我国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强调要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对盖钧镒而言,收集中国原产地的大豆种质资源就是为国家积累财富,为大豆产业未来的发展筑牢基石。
如今,入库的种质资源已达到3万份,而且还在缓慢增加,整个资源库规模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但盖钧镒仍不满足,他说,西南地区有一些山区还没有走到,可能还有传承几千年的大豆种质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等待科研人员去收集研究。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
——六十余载致力大豆振兴,全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在与大豆相伴的六十余载岁月里,盖钧镒就像是一株牢牢扎根田间的大豆,任尔东西南北风,他一直在土地里。
二十世纪50年代,我国大豆产量世界第一,也曾经是大豆出口国,但随着种子研究和种植机械化的突破,美洲诸国大豆产量跃升。1996年之后,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目前,我国大豆的自给率仅为18%左右。
看着大豆市场一步步失守,盖钧镒十分忧心,因为他知道,大豆蛋白质含量高,是饲料的重要原料之一,依赖进口就相当于把饭碗交到别人手里。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的手里!”盖钧镒坚定着这样的信念。
为打赢这场种业翻身仗,盖钧镒将突破口放在寻找野生大豆隐藏的优异基因上。他从两万多份大豆资源中精心筛选出1900份,从实验室到试验田,带领着一批批学生反复种植、观测,记录下每一份资源最完整的性状特征。他首选育成的大豆新品种南农1138-2在长江中下游推广应用,实现大豆种植产业化,这是我国南方地区遗传贡献最大的亲本材料。随后又培育出了苏协一号、南农73-935、南农菜豆5号等大豆新品种30余个。二十世纪90年代末问世的南农88-31平均亩产可达170公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倍多。
2003年,盖钧镒的妻子退休后来到南京,夫妻俩终于结束了长达32年的分居生活。可是,时年67岁的盖钧镒并未在家颐养天年,而是每天早出晚归,继续为大豆奋斗。他创建了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并陆续在东北、黄淮海和南方三个大豆产区建立育种研发基地。
如今,年过八旬的盖钧镒仍频繁奔波于这些基地间。他先后培育出南农66等13个大豆新品种,目前已大面积推广种植。其中,南农66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创造了亩产258.02公斤的产量,突破了国家大豆高产攻关目标。
去年,南京农业大学宿州研究院组织安徽省农科院、宿州市农科院等单位对盖钧镒大豆育种团队培育出的新品种南农47进行测产。经测定,南农47平均种植密度为1.311万株/亩,按审定百粒重18.9克计算,亩产可达306.5公斤。
大豆亩产一步步提升,可盖钧镒的眉头仍时常紧皱:“缺口还是太大了,过于依赖进口很容易被卡住脖子。”
缺口确实不小!目前,我国每年约消耗1.1亿吨大豆,其中2000万吨用于国民食用,9000万吨用于制作饲料。2022年,我国的大豆总产量2028万吨,这还是首次突破2000万吨。根据现有亩产情况,生产1亿吨大豆需要约6亿亩耕地,可全国的18亿亩耕地内,已种满了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还有棉花等经济作物,想要增加大豆种植面积,谈何容易?
年迈未敢忘忧国。盖钧镒殚精竭虑,又提出了“大豆南下”计划:“全世界大豆主产区位于美洲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集中在纬度较低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亚洲的低纬度地区为何不能种大豆?”
2021年3月,盖钧镒科研团队带着适合南方地区种植的大豆种质资源来到了海南三亚,开展大豆南繁育种工作。在崖州区坝头热带大豆优良品种选育试验基地,他们将1356份大豆种质资源进行适应性鉴定,并遴选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
从种植到收获,团队成员在田间地头观察大豆的生长变化,记录数据,其中4份大豆品种的亩产超过250公斤,远超国内平均亩产135公斤的水平。为了进一步确认大豆种质资源在多环境下表型的稳定性,2021年冬天,团队在盖钧镒带领下进行第二次试验,产量同样高达250公斤。
“大豆南下”的研究成果一旦投入应用,势必能扩大大豆在我国的种植区域,但盖钧镒的目光不仅于此。在他的设想中,一批适合亚洲低纬度地区种植的大豆种质资源育成后,可以走出中国,借“一带一路”的东风扬帆出海,在友邻国家进一步试验并推广种植,从而优化进口来源结构,减少我国对美洲进口大豆的依赖。
国外有了方向,国内也要找到出路。为找到这条“路”,88岁的“大豆院士”不敢松懈。
近年来,以盖钧镒为首的一批大豆科研人员一直在探索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方法,即在玉米地里同时种植大豆,把玉米的行距放宽,玉米的产量不减低,中间还可以多收一季大豆。盖钧镒科研团队还研究出南农60等适合在玉米地里种植的大豆新品种。
“全国有6亿亩玉米,按每亩产量100公斤计算,6亿亩玉米田至少可产6000万吨大豆,再加上开发盐碱地种大豆,基本可以实现大豆自给自足。”这笔账在盖钧镒心里,已经盘算了无数次。
深思熟虑后,盖钧镒牵头组织专家向中央提出玉米地里种大豆的提议,“这是中国解决大豆‘卡脖子’问题的出路,并且是唯一出路!”很快,提议被写入2020年中央1号文件并予以实施,从2020年到2023年,中央1号文件连续4年聚焦大豆生产。
玉米不减产,还新增大豆收入,农户们跃跃欲试。2022年,在徐州岚山镇,这种带状复合种植田每亩产出了550公斤左右的玉米与140公斤左右的大豆,每亩经济收益提高了300—400元。农户尝到了甜头,去年,该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从2022年的4200余亩增至1.2万亩。
终于,见到了曙光。
“要想大豆发展得好,人才是关键”
——言传身教鼓励年轻人站上全球舞台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在安徽省宿州市召开全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现场观摩交流会,推动带状复合种植往深里走、往细里做。耄耋之年的盖钧镒出现在安徽宿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和大豆高产种植的示范田里,像他过去60多年一样,实地调研指导大豆育种及种植。
电脑里长不出大豆,书本里也长不出大豆。
北至黑龙江黑河五大连池大豆产区,南至海南三亚崖州区坝头热带大豆优良品种选育试验基地,盖钧镒从未停止过研究的步伐。虽年事已高,但播种、育苗、收割……每一个大豆生长的关键节点,他都会带着学生下田观察。
“团队里有几十名年轻的大豆研究员,我想在有生之年把所学所思都传授给他们,他们是中国大豆的希望!”盖钧镒说。
从事植物遗传育种和教学工作60多年以来,盖钧镒已培养100余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等高级人才。不少带领大豆领域追赶世界的佼佼者,都曾得到过盖钧镒不遗余力的帮助指导。
就在去年9月22日,新疆农垦科学院创建的大豆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打实收计产。结果显示亩产达到467.24公斤,创造了全国大豆单产新纪录。该研究所所长战勇正是盖钧镒的学生。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曾摘下一个豆荚剥出大豆放在口中细细咀嚼,这颗大豆叫“齐黄34”,它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里达到了302.6斤的亩产量,实现了盐碱地大豆产量新突破。这粒小小种子的育种人叫徐冉,也是盖钧镒学生的学生。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盖钧镒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心上。
“要想大豆发展得好,人才是关键。”60余年来,盖钧镒曾心痛于大豆人才的流失,也为现在研究大豆的人越来越多感到由衷开心。“以前开一个全国性大豆学术会议,到场专家学者只有200多人,现在有1000多人了,他们都是祖国大豆事业的希望。”盖钧镒笑着说。
在学生们眼中,这位全国唯一的“大豆院士”、荣获世界大豆研究大会终身成就奖的泰斗级人物,在生活中是一位既严谨又温和、既执着又可爱的老者。
他住在学校宿舍里,房子只有70多平方米,家具设施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款式,对他而言,家具家电能用就行,生活质朴到了极点。他的心里只有大豆、只有学生。
现任农业农村部大豆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赵晋铭曾做过盖钧镒的助手,第一次陪盖老出差,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是去北京开会,上午从南京出发,午饭是高铁站的盒饭,开完会已是傍晚6时,“我见天都黑了,提议住一晚,可盖老说‘用不着’,因为他‘不想耽误明天的教学’,我只好又陪着他往高铁站赶,晚饭还是高铁站的盒饭……真没想到盖院士的工作节奏是这样的马不停蹄。”
与盖钧镒接触多了,赵晋铭的“没想到”也越来越多:80多岁的老人一周至少三天出差在外,能当天往返,绝不过夜;院士可享有“一等座”待遇,但盖老总说“用不着”,不需要特殊照顾;这么大年纪单独出差,学校不放心,派人陪着他,但盖钧镒还是觉得“没必要”,直到学校给他下了“死命令”,他才同意带助手,出发前还再三叮嘱助手:“不要帮我拿包,不要照顾我,这趟出差也是学习的好机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管问我”……
如今,盖老的很多学生都已到了退休之年,而他还奋战在科研一线,每天阅读大量中外文献,编纂大豆资源书籍。
盖钧镒现在还带着3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每周四晚上七点半是他的团队雷打不动的组会时间,偶尔出差赶不回来,他就线上参会。他坚持给研究员和学生讲解最新的前沿科技,从课题选取到实验每项结果的验收层层把关,他一字一句地琢磨修改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精益求精。
“90后”藕冉是盖钧镒的博士生之一。“我之前并没有把自己的学业和祖国发展联系起来,只想着发表论文早点毕业,是盖院士把我这只井底之蛙给拉了出来,他从不和我们说大道理,但他的一言一行都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要研究大豆。”藕冉说。
在盖钧镒的团队里,个人成就高低如何衡量,永远取决于为祖国事业贡献的多少。
如今,农业农村部大豆学科群体系已经建立,盖钧镒所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正是这个学科群体系的牵头单位。
在盖钧镒眼里,中国的大豆事业有危机,更有希望。为了这份希望,他争分夺秒,“我已经80多岁了,留给我研究大豆的时间不多了。”别人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这么回答。
去年上半年体检,盖钧镒被查出心速过缓,他特意等到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第一天去住院手术。学生问他:“中秋节在医院过,会不会太冷清?”他的回应是:“只有这样,才最不会耽误研究工作和教学时间。”
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在盖钧镒身后,几代年轻的科学家,正逐渐扛起重振大豆雄风的国家使命。但只要中国还未实现“大豆自由”,盖钧镒和学生们的奋“豆”脚步就会永不停歇。(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茸 张源源 通讯员 许天颖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