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苏北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沙河南岸，小时候就听母亲说过，父亲和祖父分家时，是父亲用一副泥兜担子挑着全部家当：三只碗、两双筷子和两瓢大麦采子，一家人从庄子里来到了村子东头，在一块高地上，父亲和母亲自己动手搭建了一间丁头门泥草房，便算是安了家。门前挑河翻上来的新土平整的一片开阔的农田，春天，生产队种的苕子，满田紫红色像梳子般齐刷刷的鲜花在春风中摇曳，苕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我童年的乐园。

我对苕子有一种莫名的情结，闲时在小院里静坐，我也常怀念童年老家门前的那片苕子田……

苕田里有零星的豌豆，豌豆角是童年再好不过的美食，找到一棵豌豆，躺在像席梦思般的柔软的苕子上，仰面朝天，嫩的吃了，老的摘下来放在口袋里，带回家母亲用针线穿成一串，煮晚饭时放在锅里放粮食前捞起来，吃晚饭时装在我的小洋瓷碗里，仍然是我的“口粮”。

好景不长，苕子当年在农村里是为了改造土壤，肥力不足的薄田里种植的一种绿肥，那种地块只能长一季春秧，我家门前那片农田到了栽春秧的时候，刚好也是我家青黄不接断粮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一家人围坐在小木桌周围看着昏黄暗淡的煤油灯发呆，深夜母亲从田里偷割回一篮子苕头，放进锅里准备煮熟让我们充饥，煮着煮着，就在闻着苕子在锅里飘出阵阵清香之际，有人发现我家烟囱冒烟汇报了大队干部，那一晚我三叔以干部的身份突然出现，他那吼叫声至今好像仍然在夜空里回荡。那一晚，那快煮熟的苕子被三叔端着连锅摔进了农田。第二天，母亲因破坏集体绿肥，被生产队批斗了半天。也就是那一晚，惊吓后的我蜷缩在床上，早早地睡了，熟睡中，我做了一个童年最难以忘却的美梦：我梦见饭桌上有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熟苕子，就在我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大口小揇地吞咽中，我被母亲叫醒了，原来我抱着啃了起来的是母亲纳了一半的鞋底。

扶今思昔，三叔已去世多年，但在我心里却一直埋藏着当年三叔那不近人情的举动，也许他也是身不由己吧。

母亲是个会过日子的人，虽然那年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田里劳作，但母亲是长瓜种菜的一把好手，尽管当年在宅基地上私种植物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的行为，但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算计着如何过日子，如何才能让我们兄妹几个填饱肚子，甚至在外被人欺负时，她总是不顾一切地与人争吵，因此母亲会吵架在生产队也是小有名气的。父亲说母亲像抱窝鸡，有时为了自己抱出的鸡崽，张开双翅，除了不顾一切抗争，还会随时与一切来犯之敌角斗。

记得有一天，我跟母亲说，我想吃苕子煮的菜粥，母亲答应了，她说：“过过年就是春天，春天妈妈煮给你吃。”为了这句诺言，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收集了很多很多野苕子种子，冬天拾草时，屋后小沙河坡上的巴根草被母亲挖得一干二净，春天母亲在河坡上种满了野苕子，绿油油一片。初春，用野苕子头煮粥，吃着真的很香，即便春末夏初，苕子的藤有点老，掐头长了，吃到一点老的，在嘴里慢慢地嚼，嚼着嚼着会越嚼越香。

那一年，虽然后来屋后的野苕子也被生产队割去搞草泥塘了，但割剩下的一棵半棵的苕子在河坡上依然生长，也长到了开出一串一串紫红色的像梳子一样的花。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背着书包，站在小沙河岸边大柳树下，夕阳晚照中，映入眼帘的苕子花排列有序，齐刷刷的跳动着，很美很美，它在我的眼里依然是一道亮靓的风景。我知道，不管是生产队种植的苕子，长至开花虽未结子，在栽秧前成了绿肥，还是母亲种的野苕子，未及长大便和进淤泥被搞草泥塘了，但它们的命运却一模一样，虽然牺牲了自己，却都变成了水稻生长不可或缺的营养，而我母亲又何尝不是这样，在那苦难的岁月，她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把自己的子女养大成人，盼望着早晚有一天，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而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到来时，她却耗尽了生命的营养。

在我的记忆中，小沙河南岸的那片土地后来经历了政府强行推进的旱改水，到分田到户，再也没种过苕子，也没长过春秧。那片挑河翻上来的泥土平整的农田亩产量迅速提升，这过程中，离不开长苕子，培肥地力，但更离不开杂交水稻种植品种的改良。分田到户后，我们家再也没有吃过苕子粥，但母亲却没有等到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分田到户后不久便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母亲弥留之际我才知道，原来全家人吃苕子的时候，而我吃的是苕子粥，其实不是苕子，是母亲寻遍了村野地头、沟沟坎坎，好不容易才挖回的花荠菜，单独为我熬制的小锅饭，当年很多人因为吃苕子患了浮肿病，而我没有。

如今，农村种田再也不长苕子，但田野地头，野苕子都没有绝迹，而苕子也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这也是后来每年清明，扫墓时我总是采摘一把苕子，放在母亲的坟头，别人不知道我的用意，而我却与苕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独立墓地，凝望坟头开花的苕子，记忆中丁头门泥草房的样子与我如今居住 的小洋楼急速碰撞，吃苕子的滋味荡涤着如今怕吃出“三高”却仍在追求着生活高质量的心灵，我想对苕子说，我想和母亲说些什么，可我在外头，她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