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新明画

“现在，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投放、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看病网上预约等，正在悄然成为良好社会风尚。这些健康文明的做法要推广开来、坚持下去。”5月24日，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事小意义大，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乃至生活习惯，正渐成公民自觉，在成为社会新风尚之余，亦是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支点。

习惯的养成：从被迫、无奈到公民自觉

“奶奶，您又偷工减料了！”

“我用了洗手液啊。”

“不行，洗手要这样搓，至少30秒！”

今年5月，张奶奶从老家回到南京后发现，自己一手带大的10岁孙子竟像变了个人似的。出门戴口罩，不许她去人多的地方不说，回家后还必须第一时间换掉外衣，严格执行“七步洗手法”，家人在一张桌上吃饭还必须使用公筷。张奶奶带着几分得意地“吐槽”:“我那小乖孙特讲究，怪我洗手时间不够，还给我编了一首歌，说歌唱完，洗手时间就达标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按下了文明习惯养成的“加速键”。许多人的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习惯，从过去的可改可不改、我改你不改，变成全民皆改、不得不改。

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疫情发生以来，98%的受访者觉得与以往相比，自己更加注重个人卫生了。77.6%的受访者表示疫情结束后仍会继续保持这些习惯。

戴上口罩、勤洗手后，医院里看流感病的人变少了，春天过敏的症状减轻了。

多放一双筷子一个勺，新“食”尚分餐公筷，不仅卫生、健康，还环保，顺便解决了一次性饭盒的“老大难”问题。“过去大家都觉得带饭盒麻烦又难为情，而现在学生们的选择恰恰显示了分餐而食、自备餐具等卫生就餐习惯已渐渐成为自觉。”南京师范大学第一餐厅的工作人员高登说。

6月1日起，《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走进吴江区的黎花村，只要在垃圾分类大数据平台轻轻一点，就可以看到村民投放垃圾的地点、重量和类别，以及是否正确。而家住泗阳县的史家尚，最近就常常到泗水首个“垃圾分类”主题公园“打卡”。公园里的工艺品，是由废旧轮胎、木材塑料和易拉罐等垃圾废品“变”出来的，而跑道的灰色、蓝色、红色，则分别代表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以及有害垃圾，“在上面行走，就能学到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衣服、塑料瓶、书本这些都属于可回收垃圾。”

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养成，也反过来对个体行为有了更多的约束力。“从深度心理学分析，人的所有行为都源于他内心的动力。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比如在有人看到的情况下就遵守规矩，没人看到的时候就随便一点，这是人的利己行为，属于弗洛伊德说的‘本我’部分。如果乱扔垃圾跟道德有冲突了，就不会去做。因为他会觉得我是个高尚的人，不是良好秩序的破坏者，而是一个维护者，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是疫情以后人们观念的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说。

风尚，指在一定社会时期中社会流行的风气和习惯，它是一个时代变化的缩影和沉淀。从被迫、无奈到形成公民自觉，一场着眼长远的文明习惯的“整体重塑”正在发生。

距离拯救“尬聊”，因为爱你保持一米

“因为爱你，保持一米。”戴着利用废弃物品制作的一米长的“翅膀”，5月18日，太原一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飞”回学校，迎来开学。而此前，杭州一小学开学时，学校也曾组织学生制作“一米帽”。

尽管有人认为，“一米帽”“一米翅膀”有点形式主义，但这样的方式，却也是对低龄孩子强化距离意识的一种提醒。

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一米及以上”被称为“安全距离”，而改变围桌共食、相互夹菜的饮食习惯，表面上似乎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饭局就是像围城，去了好像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但是不去，似乎与别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南京跑销售的小伙罗法性格内向，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社交达人，但疫情前，因为工作需要，他常常要赴一些饭局，有时候是为了跟客户“拉关系”、拓展人脉，有时候则是跟单位的同事一起吃饭，增进感情。这种侵占大量私人时间的社交让罗法有点尴尬。

疫情之后，在南京的大小饭馆里，饭桌上都会有一公一私两双筷子，用公筷夹进碗里，用私筷送进嘴，被南京人形象地称为“吃里扒外”。而在罗法看来，无法推杯换盏，也不用觥筹交错，一双小小的公筷背后，更大的意义是人们对社交的重新定义。

5月底，不少人的朋友圈被南京邮电大学2020级毕业典礼刷屏。在10位毕业生不能到场的情况下，贴着每个人照片的自研机器人，代替他们从校长手中领取了毕业证。而南京大学的博士生们最近正在“密谋”一场云欢送会，学长、学弟们在线“掏心窝”，交流相处多年的感受，这样的机会，在线下的日常里并不多得。

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被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而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提倡的适当的社交距离，拯救了社交发达的现代人的“尬聊”，让人们在边界感中把握最合适的“关系”。

80后的满先生从事的是远程办公系统的研发工作。疫情以来，类似预约就医等远程办公的需求激增，让满先生的公司业绩翻了几番。而对于满先生自己来说，他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work from home(工作从家开始)”，到如今“work at home（在家办公）”。工作效率依旧，但每日却可以省下两小时通勤时间，陪伴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在家呆久了，他问女儿，有没有“相看两相厌”的感觉，没想到女儿却嗲嗲地说，现在更开心，因为晚上可以一起吃饭，而过去她都是在爷爷家吃完饭，父母才工作归来。

而不在同一个空间里工作，也并没有给同事之间的合作带来麻烦。“公司会定期在线团建，比如上个月，我们刚刚举办了网上掼蛋（弹）大赛，还有网上读书会，指定一本书大家共读，然后分享观感，我们可能反而比之前更了解、亲近彼此。”满先生说。

有专家指出，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附近”逐渐消失的过程。以前你住在一个社区里面，你自然会知道隔几个街道会有一个果蔬市场，转几个巷子会藏着哪个好吃的苍蝇馆子，而现在可以依靠技术一步到位。而社交新距离也同“附近”一样，并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其中各种人伦关系、社会结构盘虬复杂，互为影响。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按照内在价值去行动，并且在关系中保持真实，重新挖掘生活的本质。

预约制，高质量发展的新支点

“没有预约不能办理！”一到房产局门口，谢贝贝就被保安拦了下来。门口的指引处竖着个大牌子，上面详细地写着预约方式：可以打“××”电话，也可以进入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APP，进行网上预约。

急性子的谢贝贝立刻拿起手机，按提示拨起电话。在得知她要办理的是房产证业务后，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抱歉地说，这项业务本周已经约满了，最早也要到下周四下午，并告知可以选择的时间段。在不到一分钟的沟通中，谢贝贝敲定了“下周四下午四点”的预约。

“过去办证，体验感很不好，大厅里面人挤人，有时候一小时就可以办好的事，愣是被排队耗掉大半天的时间。”虽然当天白跑了一趟，但谢贝贝对于能够预约办理却赞赏有加。

看病要预约、理发要预约、扫墓要预约，连赏花也要预约……疫情期间，原本只在特定场合下出现的“预约”，强势占领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疫情之后，这种限时限流的做法，涉及医院、博物馆、景区、政务系统等更为广泛的领域。通过有效统筹和调节公共服务资源，优化了公共秩序。

6月1日儿童节前夕，95后宁玲和好友一起去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和过去朋友圈里经常被晒出的“人山人海”的体验不同，现在这里的一切井然有序。按照预约时间进园，红外线测温、出示安全码、验证预约码。“虽然像飞跃平行线这样的项目还是要排队半小时左右，但跟之前比好太多了，有的项目还是分开来坐的，排队的时候也要求人与人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宁玲说。

景区不再人挤人，看病不用等太久，既节省了时间，又因为更好的体验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落户南京。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谈及预约制信心十足：“去年预约限流，观众数量一下子增长了60万，很多观众觉得预约很难，反而积极要来参观。”

网上预约、佩戴口罩、垃圾分类、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从“要我××”到“我要××”的转变，彰显了政府管理的智慧，同时也是一种考验。

对于不熟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不会预约，生活反而变得不方便了。人大代表贾樟柯今年就此提议，出台办法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

“这些新风尚是社会文明的符号，它根植于淳朴和谐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也显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永昶教授说，“更值得提炼的是，这里面实际上蕴含了中国人甘于自律、守护家园、友爱互助、风雨同舟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任何困难。”

本报记者 陈 洁

本报实习生 周永金 付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