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场域。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强则国强，文化兴则国兴。因此，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深层底蕴。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中，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积极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赋能作用，将持续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夯实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根基。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文化产业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根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要将创新、绿色、融合理念融入乡村文化产业。首先，创新是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乡村文化产业推进过程中，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等科技自主创新元素，用科技翅膀助力乡村文化产业化运营；要积极组织科技成果推介会、文化企业需求对接会，推动创新成果的“知产”转变为文化创新的“资产”，并加强政策支持，鼓励各文化工作者大胆实践、积极落实。其次，绿色是底色。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乡村文化产业化运营要坚守绿色生态底线，保护好乡村自然生态文化资源和人文生态文化资源，倡导资源优化配置，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文化绿色生态产业链；要加强现代化文化经济体系建设，积极发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引领带头作用，在清洁能源的研发应用、文化产业结构的环保优化、绿色治理理念的贯彻落实等环节上精准发力，以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路径。再次，融合是趋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布局；在扎实推进乡村产业兴旺基础上，要促进乡村产业、治理、文化、生态、人才等各领域融合并进，推动乡村全面高质量振兴；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项目，以差异化的文化体验提升乡村辨识度，进而为乡村文化振兴增强内生动力。
拓展乡村文化振兴传播媒介。目前，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主要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文化传播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和机会，在乡村文化形成、传播和传承过程中，要积极建构虚拟化智能空间，创新乡村文化传播新媒介。首先，实现乡村文化数字化转化。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自动整理、分类和标注乡村文化的历史文献、民间故事、传统艺术等相关资料，协助制作视频、音频和虚拟现实体验等多媒体内容，使乡村文化以更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受众，增强观众交流互动性和沉浸感；通过数字再现工程，运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完成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蕴含在文化遗产中的价值精髓在科技的赋能下实现广泛传播。其次，增强乡村文化传播活力。利用技术驱动的推荐系统，将乡村文化的内容精准推送给感兴趣的受众，增强网络平台个性化体验，提高传播效果；积极鼓励乡村“新农人”运用互联网媒介成为乡村文化的传播者，通过讲好乡村故事、展示乡土风光等方式，提高乡村文化感染力与感召力。再次，搭建乡村文化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网站、社交媒体页面和移动终端，为乡村文化提供展示、交流和互动的重要空间；利用网络直播、虚拟现实等新兴传播手段，构建沉浸式、立体式的乡村文化传播体系，积极对外展示乡村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文化传统等，将抽象的乡村价值观念用全新的科技传播方式呈现，以赋予乡村文化新生命与新生趣。
做强乡村文化振兴队伍力量。要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赋能作用，就要不断聚焦乡村文化振兴主体，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队伍。首先，加强村民文化数字技术培训。村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和攻坚力量，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用新质生产力不断渗透村民日常文化生产生活实践，加强村民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学习、应用和普及。其次，积极培育乡村文化专业技术人员。乡村文化专业技术人员培育需要积极发挥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元素在乡村文化生产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将乡村文化产业做强、做精、做出特色，打造一批有乡土情怀、有专业特质、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乡村文化专业技术队伍。再次，推进乡村与高校资源双向流动互通。高校是地方高新科技和创新力量最为集中的重要区域，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要积极发挥高校在乡村文化生产传播过程中的资源优势，实现双方资源共建共享共赢共提升，为乡村文化振兴搭建资源平台。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创新性及融合性的经济活力，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重要蓄势赋能作用。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质生产力解锁乡村振兴“新”力量，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潮流、引领乡村“新”方向的关键。我们要坚定信心、铆足干劲，运用好新质生产力这一新引擎，实现科技和改革的双轮驱动，推动乡村走向繁荣富裕的未来。吕甜甜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宿迁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价值研究”〈编号：2023SJSZ1402〉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