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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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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 生命永续
2021-04-29 08:51:00  来源:新华日报  

如果死亡无法幸免,有没有可能换个方式“活”在这个世界?

不同的时空里,心、肝、肾、肺,器官从原先的躯壳进入新的身体,呼吸张弛之间,牵动无数的人间悲喜,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因爱的接力而延续,再一次开出绚烂的花火。2021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主题就叫“生命的乐章”。

截至目前,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315万人,挽救近10万个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在江苏,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16万,已成功捐献1110例。

5岁小女孩,

成功拯救3条生命

南京西天寺“南京志愿捐献遗体者纪念林”的石碑上,刻着一个5岁小女孩的名字——黄继弘。2017年10月1日,黄继弘因疾病去世,但她无偿捐献的肝脏、肾脏,让另外3条生命获得了“重生”。

“红十字会发消息跟我说,我女儿的器官,成功拯救了一名9岁的男孩、一名13岁的女孩,还有一位48岁的阿姨。”黄继弘的父亲黄涛说,女儿离世那天,他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过的巨大悲痛。而3条生命“重生”的消息,让他感到“悲痛中好像照进来一束光,女儿跟这个世界的联系还在,她的器官还在跳动着,她还活着——只是换了个‘地方’。”

除了生病那5个月外,小继弘被幸福和甜蜜包围着长大。提起女儿的性格、爱好,爸爸难得露出了笑颜,“从小就是个漂亮姑娘,特别地活泼、讨喜,喜欢唱歌,亲戚邻居没有不夸她的。”2017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疾患,彻底打破了这个小家庭的欢乐。父母发现,小继弘的左腿和左手逐渐不听使唤,即便是很小的动作,都非常吃力。

夫妻俩带着女儿跑遍了江苏每一个大医院,还去了国内神经内科最顶尖的北京天坛医院,但医生们的诊断完全一致:儿童脑干质瘤,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诊断结果如同晴天霹雳,好好陪女儿走完最后的路,是往后几个月里黄涛唯一能做的事。他辞去了工作,和妻子一同守着女儿,不想错过和她相处的每一刻。

“女儿在电视里看过大海,非常喜欢,但家里条件一般,以前只带她去过微山湖,骗她说这就是大海。”黄涛哽咽地回忆,最后那段时间里,他特地带女儿去了青岛,女儿当时虽然疼得不行,但一看见大海、沙滩、贝壳,依旧开心地笑,还大声问,“爸爸,这是真的大海吧?”

告别的日子一步步逼近,还能为女儿做点什么?黄涛想起以前献血时,工作人员跟他说起过“人体器官捐献”。女儿稚嫩的生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么?在岳父来看望孩子时,他提出了这个想法。黄涛清楚地记得,当时老人没拒绝,也没点头,只是不停地流泪。后来,老人和黄涛去了沛县红十字会,了解了器官捐献的全部流程。老人说:“我们就想确定一件事——捐献是无偿的。希望娃的器官真正帮助到垂死的人,我们不要名不要利,只想为孩子短短的一生争取些意义。”

4年过去了,女儿的印记依然如影随形。黄涛每年都去无偿献血,每次都献“全血”。

不知道名字的“他”,

给了我“第二个生日”

“我怕我写得不好,你们再帮我看看。”杨峰把纸条凑到眼前看了又看,才小心翼翼地递了过来。

这张皱巴巴的小纸片,看得出来被攥在手心有一段时间了。纸上写着一句话:“谢谢主治医生和他的团队,谢谢不知道名字的‘他’,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好好珍惜。”

52岁的杨峰是泰州张甸镇的一名档案员。5年前,他偶然发现小腿肚上莫名长了很多黑斑。起先没当回事,以为只是皮肤病,直到医生告诉他“你这病很重,我们这治不了”,他才慌了。

杨峰得的是重症肝病,他回忆,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肝腹水达到1200毫升,肚子肿胀得“像被塞进了好几个篮球”。

1个多月前,因肝硬化晚期,杨峰在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进行了肝移植手术。“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后,我连夜赶到了南京。”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杨峰每一秒都记忆犹新。

从排队等待肝源到进行正式手术,杨峰前后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但这份幸运,并不是所有类似患者都能拥有。现在,病床上的杨峰还处于观察期,说话时间一长就累。病痛折磨下,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所幸,各项生命指标正在逐渐转好。他计划等身体痊愈了,继续回单位上班,好不容易换来的“重生”机会,要牢牢握紧了。

肝脏移植手术复杂程度远超一般的外科手术,而且即便手术成功,也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还需要度过危机四伏的抗排异时期。所以,在肝病病友会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移植手术的那一天就是自己的“第二个生日”。

无言的“大体老师”,

点亮生命科学之光

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被称为“志友”。他们自愿将遗体献给医学事业,点亮生命科学之光。

89岁的赵玉坤在南京志友圈颇有名望。作为南京志友协会副总干事,他为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奔走了近20年。这期间,他的老伴、二弟依次完成了遗体捐献,为医学院校的教学科研发挥了积极作用。

早在1996年,14位南京老人开了“先河”,一同签下遗体捐献志愿书,自愿去世后不搞任何仪式,不留骨灰,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助力医学研究。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之友协会随之成立。他们中的一位,是赵玉坤的朋友。

1997年,在朋友的带动下,老赵和老伴一同成为“志友”。这一举动,在家庭里引起轩然大波。“3个子女非常孝顺,起初不理解我们的决定,不忍心也不同意我们如此处理身后事。”赵老回忆,当时,家里光“小组会议”就开了四五回。老两口反复给子女做思想工作,表达期待人生“最后一程”富有意义的强烈愿望。渐渐地,小辈们被老人的决心打动,最终妥协了。

20多年来,赵玉坤见证了“志友群”的发展和壮大——南京登记遗体器官捐献的人数,从1996年的14人壮大到如今的3万人。

2015年,南京实施《南京市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将遗体、人体器官及人体组织捐献“三合一”进行规范的地方法规。为遗体和器官捐献立法,对捐献执行人、主管部门、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明确,市、区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市、区红十字会为登记机构。

这一年,南京遗体器官捐献事业迎来了高潮。此后,全市每年实现遗体捐献超过200例,基本可以满足当前南京医科大学等学校的医学科研。据了解,目前南京中医药大学也正酝酿成为遗体“接收点”。

志友们捐献的遗体,往往是医学生的第一个“手术患者”。遗体无言,但他们的无私精神感动着一批又一批的医学院校学子。在院校里,学生们尊称其为“大体老师”。

东南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专业的学生杨斌,仅有的一次与“大体老师”的接触,是大三那年的一次临床医学专业课。从那天起,杨斌开始关注“大体老师”。他发现,一些高校医学院“大体老师”非常紧缺,数量少到甚至无法支撑完成正常的教学。

从那以后,杨斌开始积极参加遗体捐献志愿者的活动。“我作为一名医学生,要比普通人更感激‘大体老师’。是他们让我们能在成为一名正式的医生之前,更多地接触病灶、了解人体。我们要努力把握每一次学习机会,不浪费他们的付出。”

捐献协调员,

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中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植,是世界上等待移植人数最多的国家。受器官来源、经济条件、医疗条件的限制,实际每年仅有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在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搭建桥梁,被称为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发现潜在捐献者、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完成捐献……刘文华和同事们每天奔波在“生”与“死”的边缘。从2011年7月1日南京首例人体器官捐献成功到今天,他参与过将近400次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成功协调的有260例左右。刘文华说,“见过太多悲欢离合,每一例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刘文华永远忘不了8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里的那个垂头丧气的男人。“他的女儿叫小雪,6岁,患脑胶质瘤已经三四年了,治了很多次,病情还是反复。他通过各处打听找到我这里,想代表女儿来填一份器官捐献志愿书。”刘文华说,他在填志愿书的时候,眼泪直接就啪嗒啪嗒掉在纸上。几个月后,刘文华接到了小雪病危的电话。“我和同事赶紧赶到医院。那天,小雪妈妈也在现场。经过再次询问,小雪父母都同意捐献,我们启动了捐献程序。”

那天,小雪躺在雪白的病床上,已经被宣告脑死亡。捐献仪式结束后,小雪妈妈给孩子换上了一条粉色小裙子,还给她拿了一根仙女棒。“她就像一个小天使,来人间走了一趟,完成了她的使命。”刘文华说。

作为一名“摆渡人”,刘文华深深感受到,随着时间推移,器官捐献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从每年器官捐献量都在上升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以前很多家属不愿意捐,他们会误解,以为是在“买卖器官”。这些年,医院、媒体等各个环节宣传教育做得多了,很多人都是主动联系到他们,希望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22楼肝胆中心病区,几乎每年都有120例左右的器官移植病人从这里康复出院,翻开人生新的篇章。“我们接触过一些捐献器官的家庭,事实上对这种家庭给予一定意义上的人道补助,是很有必要的。”肝胆中心副主任医师游伟,曾经见过一名酒后脑血管爆裂而死亡的男性病患,他上有失去劳动能力的老母亲,下有9岁的孩子。器官捐献后,红十字会给了这个家庭大约20万元的顶额补助,还为他的孩子设立了教育基金。

捐赠人、受捐人、“摆渡人”,三者之间的角色,有时候是互相转换的。10年前,肝癌晚期的陈礼军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了肝移植手术。2016年,他当选“肝友会”会长时说:“既然上天把我留下来,既然医生把我的性命救回来,我就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捐出可用的器官,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陈礼军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上印着一句标语:“器官捐献,生命永续。”

本报记者 华夏 陈珺璐 傅秋源 王梦然 张宣 王世停

责编:秦春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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