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市惠萍镇是一个以烈士命名的乡镇。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来自崇明的朱惠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清明期间，记者拨通了朱惠萍烈士儿子郁亮的电话，听他讲述母亲和他的故事。

“母亲牺牲的时候才28岁，我只是个懵懂孩童，对她没有什么印象。”电话那头，82岁老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思念和遗憾，“我可以骄傲地对母亲说，一双儿女没有辜负您的期待，我们一直脚踏实地建设祖国。而今的祖国一定是您梦想中的山河。”

“一岁时的告别竟成永别”

1919年10月25日，朱惠萍出生在一户农民家庭，19岁时嫁给郁谦。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朱惠萍的家乡崇明岛，灾难深重的崇明人民深受“三光”政策的洗劫，朱惠萍娘家仅有的几间房屋被烧成一堆废墟。郁谦以办学校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朱惠萍受到革命思想的初步教育，积极协助丈夫开展工作。

1941年，郁谦奉命前往启东、海门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朱惠萍深知，国家要想不受欺负，人民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赶走侵略者。她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动员郁崇威、朱建国等进步青年跨过长江、投身革命。1945年，朱惠萍将年幼的儿女托付给家人后去启东投身革命。没想到，这次告别成为母子俩的永别。

来到启东后，朱惠萍先后在妇抗会、农抗会、惩办汉奸工作队等工作，发动群众搞锄奸工作和“二五”减租活动。发动妇女为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纺纱织布、做军鞋、缝军装、制粮袋；组织群众担架队，为部队救护伤员。“听家人和母亲的战友说，母亲心灵手巧，样样活儿都会干。”郁亮感慨地说，朱惠萍走到哪儿都和群众打成一片，乡邻们称她为“崇明丫头”，新四军指战员们则亲切地称她“朱大姐”。

“上中学才看到母亲的样子”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9月，朱惠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先后担任惠安区妇抗会主任，和合区、启东区妇联会副主任。她利用一切碎片化时间认字、写字，仅仅用了几个月便摘去了文盲帽子。曾目不识丁的她不仅会写便条、书信和工作汇报，还能向地委机关报《江海报》投稿。

1947年，面对国民党军队对启东地区全面“清剿”,朱惠萍和许多地方干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机警地开展反“清剿”斗争。由于战斗紧张，组织上作出决定，女同志撤离到安全地带。朱惠萍却坚定地表示：“我是党员，有我们在，才能稳定群众情绪，我不怕牺牲。”4月17日，朱惠萍不幸被捕，22日英勇就义。1948年秋，为了纪念这位英勇无畏的女烈士，启东县启中区委将“惠东乡”改名为“惠萍乡”。此后，惠萍乡几经划区、合并，都沿用惠萍之名。朱惠萍以另一种形式永远留在了自己战斗、深爱的这片土地。

“母亲牺牲的时候我只有3岁，姐姐也只有7岁。”郁亮的声音中难掩悲伤，他告诉记者，姐弟俩自幼由小姑郁维芬抚养长大。母亲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时，年幼的姐弟只能和姑姑偷偷哭泣。上学后，郁亮每年和学校师生、家人一起去崇明烈士纪念馆、启东烈士纪念堂祭奠母亲，直到上中学，姐弟俩才看到一张母亲的半寸黑白照片，这张照片也是朱惠萍留在世间的唯一影像，郁亮十分珍惜，并专门找了照相馆复原了一张母亲的画像。

接续奋斗是最好的缅怀

“小时候，小姑怕我们伤心，一直不敢多讲母亲的事。”郁亮告诉记者，直到《上海女英烈》中《人民永远怀念她——记朱惠萍烈士的事迹》一文发表，他才知道母亲的英雄事迹。1970年，郁亮从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主动请缨去新疆。“我是烈士子女，也是党员，理应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和他一起报名的还有后来的爱人朱慕英。

新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让郁亮夫妇吃了不少苦。他在农场开垦过荒田，也曾在新疆教师培训部（新疆师范大学的前身）担任过教师，他的学生来自新疆各地，不少是少数民族教师，在这里集中学习后再各自返校教书育人。他的妻子、姐姐更是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了教育事业。“母亲那么爱学习，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女当上了老师，一定很自豪。”后来，郁亮到了中国石油运输的摇篮——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从事财务、审计工作。“母亲留给我的东西不多，有两只嫁妆箱子，我一直留在身边。”让郁亮倍感遗憾的是，当年，崇明县政府曾颁发过一块“烈属最光荣”的牌匾，他一直珍藏在身边，可惜在一次次搬迁中遗失了。

退休后，郁亮几乎每年都会回崇明和启东为母亲扫墓，听母亲当年的战友、知情人讲母亲的故事，母亲的形象在他的心中越发生动鲜活。2019年是朱惠萍烈士诞辰一百周年，郁亮参与编撰的《惠萍人民永远怀念您》一书出版，纪念朱惠萍和所有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惠萍籍烈士和在惠萍镇牺牲的先烈。

“我相信，我走的是母亲期待的路。”郁亮说，唯有接续奋斗才是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

（记者 袁晓婕 黄海）